张富隆

　　我的故乡是北京东南一隅凉水河畔的一座较大村落——鹿圈村。据祖辈父辈们讲，这里曾是皇帝老儿豢养麂、獐、水鹿、驼鹿、梅花鹿、白唇鹿……的所在地，以供其“左牵黄，右擎苍”狩猎之用，故得名。今日之三海子麋鹿园便在鹿圈村南，水草丰盛，可为佐证。
　　1948年隆冬，朔风呼啸，雪花飘飞，解放大军的野战部队开进了我们村。由于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，村民们对解放军存有戒心，怀惧怕心理，不敢接近。寅夜，寒气袭人，战士们就睡在露天的农家场院里。场院四周虽垛有稻草、玉米秸、高粱秆，战士们却一根儿也不动。仅此表现，感动得村民们热泪盈眶。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娘们，拉着战士的手说：“孩儿呀，我活了这么大岁数，还从来没见过这么仁义的军队，快到我家里住吧，暖暖身子……”
　　全村热闹得如开水沸腾，家家户户腾房子、烧暖炕；贴饼子、蒸窝头。经济条件好点儿的，蒸馒头、捏饺子……慰劳自己的队伍，如过佳节。尽管解放军有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，尽管首长代表全体指战员再三婉谢，哪里抵挡得住百姓对子弟兵的一片炽热真情。军民溶为一体了。
　　我家西屋住了5位战士，其中一位年仅17岁，山东人，名字——赵大有，长我11岁。他经常利用晚饭后那不多的闲暇时间教我唱歌：
　　“解放区的天，是明朗的天，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……”
　　“天上的云彩飞，地下排成队，军队呀百姓，百姓呀军队，大家开大会……”
　　“谁养活谁呀，大家想一想，地主老财不劳动却住高楼大瓦房……”
　　这都是那时他教给我的，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
　　鹿圈村西北10里许有个庑殿村，村南凉水河上有座不大的石桥，何年所建不得而知。时任“剿总”司令傅作义的军队便在石桥附近构筑了工事，如炮楼、碉堡之类数百个，企图以凉水河为天堑阻止我解放大军北上解放北平。
　　一日，鹿圈村东茫茫无际的田野里搭起了露天剧场(村民叫它戏台，看剧也叫听戏)，戏台大得6辆军用卡车可同时在上面撒欢儿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戏台。
　　演出那天是在晚上。剧团自带发电机(那时农村尚无通电)，鸭梨似的灯炮儿不计其数，把偌大的剧场照得如同白昼。麦克风的效果颇佳，声音洪亮清晰，数里之外都能听到。我们孩子只管无拘无束地到处乱跑，大人们却心中纳闷儿：形势如此紧张怎么还有心思搭台唱戏呢?
　　观众的主体是部队官兵，每人自带马扎儿，齐刷刷地坐在台下。不仅我们村的驻军全部到齐，附近的几个村庄如旧宫村、西五号村、义庄、大粮台村、娘娘庙村、清合庄等村的驻军全到了。俗话说，军队过万，无边无沿。大家唱着《红军纪律歌》，即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，惊天动地，好不热闹。
　　村民们自然不会失去这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，都站在部队的周边观看。上了年纪的，还从自家带了高腿板凳儿。数九寒天，人们都穿着棉衣。演员们却因剧情需要在台上还穿着单衣。个别女演员下台后还要给几个月的婴儿哺乳，艰苦之极。
　　剧情至今记得：抗战时期，河南某村，朴实忠憨的农民王仁厚老汉与老伴儿及儿子、儿媳依靠几亩薄田勉强度日。苛捐杂税多如牛毛，逼得老汉一家食不果腹，衣不遮体。屋漏偏逢连阴雨，汉奸田保长看中了老汉儿媳的姿色，便设下毒计，将老汉的儿子王东才抓了壮丁，几亩薄田也被夺走。田保长寻得机会要对“儿媳”施以非礼，“儿媳”坚决不从，一头撞死；婆婆闻讯，亦自缢屋梁，此情此景惨不忍睹。
　　台下哭声一片，有的战士因悲愤过度晕了过去，由其他战士立即抬往战地医院抢救。顿时“打倒地主汉奸!”“打倒国民党反动派!”“为贫苦农民报仇!”的口号声此起彼伏。
　　第二天上午解放大军便攻打庑殿桥，枪声密集，炮声隆隆，我们村里听得真真切切。只用了半个多小时，傅作义的军队便败逃龟缩于北平城内，城南一带全部解放。
　　到此时，村民们才明白演剧的真正目的——利用文艺形式作战前动员。
　　我的好友赵大有同志参加了这次战斗，有人说他负伤了，有人说他牺牲了，消息不确。我深信他还活着，活在改革开放的今日，活在我的心中，活在我的梦里。
　　后来我上了大学，才知道当时演出的是剧作家马健翎同志所创作的大型歌剧《血泪仇》，演职人员全部是鲁迅艺术剧院的革命师生。
　　通过这件事我对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中所阐述的“革命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”这句话，不仅在理性上加深了认识，而且在感性上有了体会，刻骨铭心。
　　几十年过去了，这些往事总在脑海中萦绕，历历如在目前，挥之不去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（摘自北京党史网）